以讹传讹的案例6——莎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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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讹传讹的案例6——莎草纸

2023-10-05 产品中心
  • 产品概述

  ,莎草纸没有将植物纤维搅碎后重组形成纸张,没有捣浆、帘抄这些关键工艺。西方语言中的“纸”(paper)一词来自古埃及的莎草纸,因为在长达4000年的时间里莎草纸对于西方文明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埃及、希腊以及罗马鼎盛时期的书写文明都建立于其上,但现代使用的纸和莎草纸差别很大,现代纸与蔡侯纸的关系更大。

  实际上两者的结构不一样,莎草纸由纵横排列的莎草髓条构成,并且至少分为上下两层(横条和竖条),层与层之间依靠纸莎草自身分泌的粘性物质粘合(有时也会添加额外的粘合剂),原理类似胶合板,没有编织结构中的穿插交叠。从原料上看,古埃及的草席有时也会使用到纸莎草茎,但常用的还有芦苇、灯芯草之类的植物,而莎草纸只采用纸莎草的茎髓薄片制作。

  古埃及人使用的书写介质非常多样,但草席不在其中。而且在埃及,草席的发明比莎草纸早了2000多年。从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草席比莎草纸“原始”得多,草席出现于埃及的新石器时代,而莎草纸出现于青铜时代的初期,并且与文字几乎同时出现,似乎是为适应书写文字这一新需求而被专门开发出来。莎草纸更不同于布帛,古埃及人有时也在亚麻布上写字,尤其是在木乃伊裹尸布上书写宗教经文,但莎草纸和布匹(msnt)从始至终都是两码事。古埃及人很熟悉莎草纸和草席(布匹)的差别,搞不清两者差异的只是现代的造谣者。

  荒谬。从材料和形态上看,竹简更类似古埃及人使用的木书写板(即中国概念中的“木简/牍”),古埃及语称为ꜥnw。只不过竹简用的是竹子(中国北方也流行木简),且更窄,还会编联成卷轴(近东和希腊罗马书写板的装订形式为册页装),不过竹简有时也会单支使用。ps:“简”原本就是指单支的竹简,编联起来的简叫“册(策)”,“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

  是也不是。在气候干燥的埃及,莎草纸可以保存几千年;在气候湿润的地方,保存时间当然更短。从这个方面看,所有种类的纸都不够耐用。因此,普林尼记载了延长莎草纸保存时间的方法。

  打底的糨糊使用质量最好的面粉、开水和少量的醋混合而成;木工的糨糊和树胶是容易开裂的粘合剂。有一种制造糨糊的更好方法,这就是把面包屑放在开水之中搅拌,结果糨糊之中有少量物质在粘合处,这样产出的纸张甚至比亚麻布还要柔软。所有的糨糊都必须是当天的,不能多也不能少,在涂满糨糊之后,纸张要用大头锤打薄,它的表面覆盖着一层糨糊;再一次把纸张的皱纹压平,使用大头锤把它敲平。

  据说经过这道工序可以使书面文献保存很久,普林尼声称他能够接触到200年前的手稿,他还提到使用一些手段可以让莎草纸的保存时间延长到500年以上。

  完全是胡说八道。很多出土的古埃及莎草纸都是双面书写,比如著名的都灵王表就是写在一份税单的背面。

  根据埃及新王国时期的记录,莎草纸的价格不一,大概是因为尺寸和品质的差异(普林尼记载了罗马时代莎草纸品质的几个等级)。即使古老如新王国时代(公元前1550~前1069年),莎草纸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更别提后来的罗马时代。根据新王国记录,一张便宜的25厘米长的莎草纸售价为0.0625德本,而一张草席的售价通常为0.5~1德本,最高可达4德本。莎草纸在埃及谈不上“昂贵”,它在埃及以外地区的价格可能较高,但那是由进口商品的属性决定的。纸莎草产地的局限性也是中国纸成功淘汰莎草纸的重要原因之一。

  错。纸莎草是世界最高产的植物之一,每公顷的年产量非常容易就能达到55吨(最高产量超过200吨)。由于现在莎草纸慢慢的变成了埃及重要的旅游纪念品,所以莎草纸的制作效率也有据可查,在埃及的卡拉穆斯村一户人家一周大约可制作1000张莎草纸。

  简直荒谬。皮纸最大的缺陷就是造价高昂,其次是生产工序繁琐、字迹容易篡改、生产受季节限制等。即使在皮纸开始取代莎草纸的3~4世纪,当时皮纸的价格仍然是莎草纸的4倍。皮纸的优点是原料产地的广泛性,足以打破埃及对书写用纸的垄断,且纸张更加光滑和坚韧。即使如此,在欧洲莎草纸也一直使用到12世纪(在阿拉伯地区使用到11世纪)。ps:埃及人可能是最早在动物皮上写字的民族,早在古王国时代就有写在皮纸上的文献,在近3000年的时间里皮纸并没有撼动莎草纸的地位。

  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纸在传入西方后,起初被视为一种优缺点都很明显的书写材料。阿拉伯的早期造纸工艺制造出来的纸张质量似乎很差,唐代的中国纸张已有施胶处理,但或许是因为这种技术尚未普及,传入阿拉伯的造纸工艺不包含施胶(或仅用淀粉施胶)。对于欧洲人使用的羽毛笔而言,未施胶的中国纸面过于柔软脆弱,因此欧洲人抱怨这种新型纸的质量太差,直到13世纪意大利的造纸厂商开发出明胶处理的硬面纸后这样的一个问题才得以解决。欧洲人似乎一直偏爱自己生产的硬面纸,17世纪的一位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员在信中抱怨本地的(欧洲)纸张短缺,自己被迫使用中国纸,恳求伦敦的上级加紧供应纸墨等物。ps:实际上当时的欧洲人甚至不知道纸是中国人发明的。此外中国纸对欧洲人使用的酸性墨水更敏感,耶稣会士留下的中国纸文件展现了更严重的纸面腐蚀。除了昂贵的艺术壁纸,在华的洋商很少向欧洲运送纸张。欧洲人对印度和日本纸也不太感兴趣,直到18世纪末,一位长居印度的英国绅士才开始提议尝试印度人的造纸原料(因为破布头已经不太够用了)。对中国纸效用的怀疑也导致造纸术在西方的普及较为缓慢,拜占庭对中国纸的抵触心理长达两个世纪,而直到15世纪末英格兰才开设了第一家造纸厂。造纸术在欧洲的普及甚至部分受益于黑死病,欧洲造纸非常依赖破布头一类的材料,瘟疫产生的一大堆没人要的旧衣服为造纸提供了一大批原料。ps:事实上在即使在中国,新发明的纸也没有立即取代竹简等传统书写材料。

  不是。莎草纸的制作流程与工艺在10世纪以后逐渐失传(彻底失传要到12世纪晚期),此后有多次复原莎草纸制作流程与工艺的尝试,但效果都不理想。到20世纪中期有两位人物对莎草纸工艺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位是刘易斯,另一位是拉加布。前者跟中国没啥关系,后者曾任埃及驻中国大使,在中国期间他参观了中国传统造纸的工艺流程,这激起了他复原古代莎草纸的热情。卸任大使后拉加布从苏丹引进了在埃及灭绝已久的纸莎草,并参考普林尼、斯特拉波、希罗多德等古典作家的记载,经过长达4年的反复实验才制作出第一张莎草纸。ps:普林尼留下了有关古代莎草纸制作的唯一相对详细的记录,现代所有尝试复原莎草纸工艺的人都无法绕开他。凭借莎草纸工艺复原方面的成就,拉加布于1979年获得博士学位,学位论文的主题就是古埃及的莎草纸,该论文于1980年印刷出版,名为Le Papyrus。拉加布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竞争对手——西西里的巴西莱,两家都宣称复原了古代的莎草纸工艺,虽然前者制作的莎草纸外观更接近古代文物,但两者复原的莎草纸与古代文物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也就是说古代的莎草纸并没有完全“复活”。此外,亨得里斯克通过对普林尼记载的研究还提出了所谓莎草纸制作的“剥皮法”。所以,拉加布不是学习了中国的造纸方法,莎草纸与中国纸在工艺上的差异我在第一条里面就说过了,何况古代中国甚至没有纸莎草这种植物,也不存在拉加布的所谓“条形法” 。再者,拉加布的方法只是现代几种莎草纸复原工艺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种而已,因为现在埃及生产的莎草纸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不是。准确地说莎草纸不是很耐折,但并非不可折叠,实际上在古代莎草纸经常被折叠起来保存。从实际的文物来看古人似乎也不怎么在意莎草纸耐不耐折,毕竟莎草纸是一种实用物品,而不是需要精心保养的奢侈品。例如厄勒藩汀出土的阿契美尼德时期莎草纸就被多次压扁和折叠,不过2000多年过去,展开后大部分仍然完好,所以莎草纸的耐折程度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造纸术是革命性的进步,中国纸自然是强大的竞争对手,除了不怎么适应欧洲人的书写习惯以外,相比莎草纸没什么显著缺点,还具有原料广泛这一莎草纸不能企及的巨大优势。阿拉伯地区比欧洲更早接纳了中国纸,纸莎草的价值大为下降,埃及的农民开始怀疑保留沼泽地的意义。再加上当时埃及的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导致纸莎草沼泽急剧萎缩,以及地主们为抬高莎草纸价格而限制纸莎草生长,更使得纸莎草的生存雪上加霜,埃及的纸莎草沼泽最终让位于农田的垦殖。而且纸莎草一旦清除就再难挽回,它的生长环境取决于土壤泥炭基质的微妙平衡,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至于皮纸,刘易斯总结了皮纸取代莎草纸的原因

  最后补充一点,与流行观点不同,严格来说古代莎草纸的制作流程与工艺至今也没有完全破解。不论是拉加布还是巴西莱的制作的过程都无法像他们自己吹嘘的那样得到与古代莎草纸完全一致的成品,普林尼所描述的如同亚麻布般光滑柔软的纸张品质以及厄勒藩汀纸草那样惊人的耐折性能仍然让现代的复原品望尘莫及。

  还有某些质疑莎草纸保存时间的人,没听说过中国出土的“西汉纸”吗?如果把这些保存了几千年的中国纸拿给还在吐槽中国纸易遭虫害不耐用的17世纪欧洲人看,人家会不会也觉得不可思议?

  像上面这样的例子还有非常多,西方人对中国纸有一种不耐用的刻板印象。此之蜜糖,彼之砒霜。

  再次贴一下这段文字,省得有人搞不清楚中埃年代学的关系,别一不小心回旋镖打到自己头上

  认为,在研究埃及学的过程中,西方学者不仅创立了许多理论,而且引用了其他社会科学的众多理论,但在学科创建和成长历程中还受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冷战”等思潮影响。

  追溯埃及学的发展过程并理清在不同阶段起到主导作用的西方意识形态,不仅有助于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学术传统,而且对中国学术界有参考意义。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李晓东说,“研究埃及学对中国学术界的意义简单地说就两个字:借鉴。埃及学研究已进入多学科综合运用阶段,而我们对此只有零星尝试。借鉴还只是个开始。”

  ”邀请了我国埃及学研究者参加,意在借鉴成熟的古埃及历史和考古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如陶器类型学的相对年代学手段、